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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及其发展

发布日期:2020-04-30 07:05   点击量:
 来源:fun88乐天堂

  作者简介:康宁(1957-),女,山西沁源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陈卓.大学声誉制度研究——基于制度主义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

  本研究选取的7类一级指标与22个二级指标,能够测度不同历史阶段、市场和学术力量在不断生长和制衡协同中所形成的转型趋势,并对这一转型“痕迹”进行事实描述,其所反映的综合、复杂、矛盾的“制度纠缠”足以留给未来一个生动的历史记忆。出于这一目的,本研究没有就具体指标简单地下结论,而是从文献分析、政策梳理、案例调查以及专家评判等多个途径入手,对这些“痕迹”的产生、变化和动因做尽可能的历史“细节”挖掘,从而延展为历史成因、制度等视角的综合研究。具体而言,对40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转型特别是制度创新基本特征的分析,主要从转型指数的事实逻辑描述、阶段成因的历史逻辑描述与趋势变革的制度逻辑描述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以尽可能还原其历史与改革逻辑。

  基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的改革开放40年数据分析(见表1、表2),不仅描述了不同改革阶段千份关键性制度转型正式文件的“生命周期”,而且真实再现了相应的大量非正式制度转型和地方区域组织变革行为,两者共同呈现了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基本特征。其中尤其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这些综合指数的分析主要定位于其背后的力量对比及所形成的制度创新上,而不仅仅是指数变化的大小快慢,即倚重对指数的制度分析,将解释其变化或不变化的制度根源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某项指数发展停滞或减缓,可能是外部制度影响下的应激反应或暂时性策略,也可能是达到了各种力量制衡下的现存次优制度选择,还可能是制度创新中博弈尚未达成共识时的过渡。

  表1和表2所选取的5个时间点(1978年、1985年、1995年、2006年、2016年)分别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5个转型发展阶段;从中可以发现,在40年转型发展过程中,主要阶段综合指数的增长变化呈现以下4个方面的特征。

  表1和表2显示,在三种力量的作用下,改革开放40年来各项转型程度指数都呈现递增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增长速度不同。在改革初中期,虽然涉及学校的微观转型程度指数与事业性宏观转型程度指数差异不大,但实际上改革初期中央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大学组织的基本学术和部分内部管理权限成为高校积极探索的内容,只是受外部制约,学校自主权在部分给高校后落地效果参差不齐,呈现“碎片化”。在改革中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综合指数值受市场力量影响而大幅增长,而近十年总指数和一半以上二级指数的提升幅度均小于上一个十年。这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现实相符,除受复杂利益格局制约以外,还在于近些年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具有较大补偿性,使得非财政性投资比重相对降低。但这一变化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转型,是否有助于科学支撑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阶段需求,尚需继续观察。此外,部分基于市场机制的配置转型已基本到位,但是否充分和可持续也有待继续观察。图3显示,总体而言,在前4个阶段中三类转型指标的数值此消彼长,说明三种力量间的差距较大,成长进度不一;近十年三种力量的转型发展则日渐趋于均衡,尤其是学术力量增长较快,体现了学术治理不断进步、学术生态不断健全的回归学术本位趋势[33-34]。

  如果说改革初始的资源配置权基本集中在力量上,那么现有转型指数则表达了一个基本事实,以自身转型、向市场和学术力量让渡与放权等方式所转移的资源配置权已达改革初始时的三分之二。在学术力量方面,部分转型指标也涉及市场机制的学术治理作用,如教师收入分配的转型、合同聘任制教师占比转型。[35]市场力量的作用在近十年相对回落⑥,在三种力量中处于略低区位,主要是部分作用仍在博弈和探索过程中,尚未充分展现,还有一些作用也因未获共识而难以起效。在力量方面,其自身最直接的转型就是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职能转换为市场条件下的公共服务职能,将管不了、管不好、管不到、不该管的事情剥离出去,通过权责清单、赋权赋能、监管供给、培育发展、孵化支持、购买服务等多种机制来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力量转型不仅体现在公共治理能力上,也体现在向市场和学术力量让渡的范畴与机制上。在现实中,我国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予以宏观指导和微观干预的边界还有不少是模糊的,转型改革仍处于深化之中。

  从7类转型程度指数值的变化来看,除就业体制转型程度极高外,内部管理体制、招生体制和学术治理体制的转型程度处于中等与较高之间,而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转型程度则处于略低与中等之间。转型程度指数值呈现这样一种顺序,基本真实反映了不同领域改革的难易程度、改革主导方向及基本的总体状况。

  表1和图4显示,虽然各阶段的综合指数都呈梯度增高趋势,但具体的7个一级指标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表现各异。在改革起始阶段(1978年),从选取的各二级指标的值来看,并不是全部资源配置均处于中央之下;其既客观反映了改革起始的实际状况,也为后续的转型变革提供了发展基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改革遵循试点先行、局部铺开,增量先行、存量暂缓的渐进策略,如招收自费和委培生、校内教师聘任制度和自费来华留学制度的转型改革。

  在第二阶段(1978-1985年),7类体制转型一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学术治理体制的转型变化较大,这与改革初始特点有关,但之后趋缓。其中管理体制的指数远高于其他指标,这主要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高等教育地方办学的较快扩张速度,之后中央进行了调整。

  在第三个阶段(1986-1995年),各指标数值的波动最大,该阶段正好处在选择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7个一级指标的转型表现也最不平衡。管理体制、就业体制和学术体制的转型指数增速较快,招生体制与投资体制的转型指数则增速较缓,这与整个外部改革具有较大关联性。

  在第四个阶段(1996-2006年),各转型指数总体进展均衡。投资体制和就业体制的转型变革虽起步晚一些(这与市场经济初建有关),但中期增长较快,真实反映了市场制约作用。就业体制转型在第四阶段已基本完成,这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关联很大,特别是与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建立密切相关。投资体制的指数值在第四阶段超过了0.55,展现了探索借助市场力量获取非财政性经费的强烈倾向,为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起步和扩张奠定了一定基础。办学体制转型在前三个阶段稳步推进,本阶段在鼓励与管控地方办学以推进大众化进程上有不少建树。7类一级指标在第四阶段的表现与其他阶段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除学术体制转型指数(0.49)和就业体制转型指数(1.00)以外,其他指数都基本趋于均衡,均超过0.50,在0.51—0.56之间。学术体制转型在本阶段推进缓慢,这与现实中行政与学术的相持,以及回归学术本位的治理制度安排跟不上有关。

  在第五阶段(2007-2016年),7类体制转型的进程又从第四阶段的相对均衡演变为差距拉大。除就业体制转型外,与高校密切相关的内部管理体制、招生体制和学术治理体制的转型表现突出,真实再现了高校自主权改革在经历长达40年的“放与收”“碎片化与综合”“赋权与到位”的较量后,于近几年所取得的落地。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转型在本阶段依旧稳步前行,反映宏观层面的转型变革日趋成熟和稳健。在本阶段唯一较大幅度回落的是投资体制转型,这真实描述了近十年高校非财政性投资占比大幅度降低、财政性投资大幅回升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转型改革迟缓。这一现象说明需要进一步探索高校财政与非财政投入之间究竟应保持怎样的比例,从而使成本效益帕累托最优,至少要能可持续地保持激励作用。

  此外,在高等教育发展关键时期采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制度安排,对缓解高校投资不足非常必要。通过政策分析可知,投资体制转型改革中面向高校的具体放权措施多数都已落地。同时,在具体分析中还发现,多元筹措经费之的实际效益在不同类型高校间仍然差距明显,而且不同地区高校这一指标的转型程度也呈现较大差异。

  纵观各主要阶段的体制转型态势,第三、四阶段(1986-2006年)的转型速度远高于其他阶段。这与现实情况比较吻合,基于相对原有存量先行增量改革,再对存量化解的改革逻辑,这两个阶段在之前阶段的探索基础上,转型发展了正轨,虽然仍有些资源配置变革未完全到位,但一直在制度建构之中。第五阶段涉及先行增量改革获利群体与深化改革对象有可能同行,既包括一直难以触动的原有存量,也包含尚不清晰的改革范畴,转型创新难度加大,转型速度因此变慢。

  从三种力量的视角来分析,转型程度在各阶段的变化也与上述分析一致。在前三阶段,三种力量的转型程度很不均衡;在第四、五阶段转型速度加快、逐步趋于集中、接近均衡。同样,市场力量转型程度指数在近十年回落了6个点,力量转型程度指数则提升了10个点,学术力量转型程度指数更是递进了16个点。

  虽然各转型指标的进展在不同改革阶段有快慢之别,但从最近阶段的转型程度指数值来看,增幅较大的依次是就业体制、招生体制、内部管理体制和学术治理体制。它们都与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高等学校密切关联,而且它们之间的关联度也较高。这些指标集中体现了高校自主办学的基本资源管理配置范畴,其制度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厘清高校资源配置权限的归属。这4项指标的转型程度综合指数值已达到0.77,比全部指标的综合指数(0.66)高11个点。说明涉及高校资源配置自主权的转型已基本到位。换句话说,在这些指标上,高校已基本享有完全配置资源的⑦,这个指数水平也基本反映了现实中人们对四类体制改革的需求和直观感受。特别是在第五阶段,招生体制、内部管理体制和学术治理体制转型程度指数迅速上升,这与近些年中央的“放管服”改革和大学制度建设密切相关。虽然就业体制转型指数已达到目标极限⑧,但其仍有因适应不断发育的市场体制而需要改革创新的地方。

  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指标中约有一半与高校有密切关联,转型程度综合指数接近0.50,但进展不够均衡,甚至有退减现象。这主要受制于宏观战略考量和为改善事业发展条件所做出的调整。从投资体制的4项指标看,其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征,而这正好客观呈现了制度和制度安排的相关性,以及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程度所决定的不同阶段配置效益。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转型的复杂程度虽不是这4个指标能够完全说明的,但它们恰恰是改革开放后最直接触动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因素,而且正是这些因素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做大做强的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4项指标在高等教育投资结构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与其他指标呈交错互补关系,是展示力量、市场力量、学术力量各自履职,相互制衡创新的一个窗口。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看,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这三类指标都与省级统筹管理高校的比重有关,中央与省级的高等教育事权与财权责任分担改革,是近十年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虽然缓慢但仍在持续推进。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的10个二级指标基本涵盖了地方统筹管理方方面面,中央在职能划分上的任何变革都会牵动省级资源配置转型变革,也会带来高校同类转型指标的变化。因此,这类事关中央向省级让渡管理权限的指标,其转型变化程度集中反映了中央在关键性、全局性、战略性资源配置上的总体抉择:能交由市场、地方、高校配置的资源一定要让渡相关,但要分步渐进地实施和落实。在这个过程中,依旧把控着其能够强力推进和予以保障的宏观资源配置途径,改革步伐是稳健、有序的;尤其是在公共治理和依理背景下,探索让渡和管理省级与高校资源配置权限的新渠道方面。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指标多涉及宏观层面的转型,就业体制、招生体制、内部管理体制和学术治理体制的指标则偏微观层面,这是指标资源配置指向不同的缘由,但它们共同客观描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基本面貌。

  综合分析表明,过去40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的持续改革创新有一些共同点。一是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治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步伐总体一致。二是始终社会主义方向、党的领导、中国特色、,并将其作为高校办学的根本;在大学治理的外部与内部结构上更加突出依法执政、依学。三是资源配置转型体现在体制改革中,原有单一、集中的计划配置权限不断转向地方和高校、市场与社会,也不断转向公共服务治理模式下的新型。四是在现有约束条件下能够授权、让渡、给地方和高校的自主权与统筹权绝大部分已到位,而且发展趋势和方向是明确的。

  (1)在供给资源稀缺情况下,先以增量改革为先导,逐步演进为存量调整的突破;当制度创新增量一部分分化为创新存量,而另一部分固化为利益存量时,则以新改革增量为共识逐步替代原以固化的利益存量。这展现了改革推进初始阶段与深水区改革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以最大多数人获利的增量赢得改革推进的合力,迅速将改革增量为进一步创新的制度安排;不断寻找阶段性增量改革的突破口,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从现实改革过程来看,每一阶段的改革既特征鲜明又富有成效。

  (2)在设定阶段性改革目标时,初始改革没有选择全面旧体制、采取追求一步到位的理想主义做法,而是与国家整体的渐进性制度改革一致,在新旧体制之间选取更有利于改革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突破口,形成渐进性推进局面,依次梯度推进不同领域的转型,达成多个次优累积效应并不断逼近最优转型效果。因此,现实改革避免了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改革风险成本,并摸索出了不同阶段的改革基准和底线年)多以渐进性改革为主,个别辅之以较“激进”的改革手段,下半场(近10年)以主导的“激进”改革为主,辅之高校渐进性改革。

  (3)兼顾对资源配置转型的主导,以及市场主体的改革主力军地位。我国国情决定了执政党在国家面临重大历史节点时的主导地位,后的改革开放、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面对全球经济衰退进而积极布局经济转型,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要道抉择。所有成功的改革探索将以国家正式制度来保障,而不仅是具体的指令和审批,依法赋权的国家正式制度体系将前期累积为进一步深化创新的参照摹本。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为与整体改革进程相协调,统筹了高等教育战略目标和区域改革的进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十分明显。同时,改革意愿并不只来自,随着改革推进,市场主体的制度创新地位日益凸显,其改革意愿与改革动力也成为制度转型的主要力量。他们既是改革主力军又是改革受益者,具有改革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真正成功的改革试验和试点往往来自地方、来自基层、来自高校,改革风险的化解之道也来自千百万市场主体在基层、局部和区域进行的“”式改革创新,这是基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体的改革。总体而言,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基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体,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度转型和创新的基本格局。

  (4)上高度统一的改革意志与经济上的适度分权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得以持续深化的定力与动力,也是我国特殊制度的特殊优势。在此原则下,高度集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已逐步分权化,既表现在中央向地方、高校和社会力量逐步让渡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又表现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权配置格局,逐步向不断发育健全的市场力量、日益回归学术本位的学术力量和持续转型变革的力量协同配置的格局转变。这一转型分化也反映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从稀缺到充足、从单一到多元、从垄断到制衡的演进过程。改革之初,无论是中央还是基层组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改革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和改革不断聚焦,基层对改革的统筹推进与协同关联提出了需求;此外,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复杂局面,也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审时度势,因而在转型第五阶段,强化中央顶层设计的趋势明显,但地方探索多样化改革的趋势也日渐增强。强化治理干预与地方和高校的制度创新并重,是近年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转型的突出特征。因此,单一的中央被分散的地方分权所替代的过程演变为强化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多样化探索并重的过程,只是各转型阶段因侧重点不同而的不同特征。

  综上所言,高等教育转型变革是确立重建新制度并不断支付制度成本与扩大享受新制度收益面的过程。它带给高等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稀缺资源供求方式的改变上,而这一改变又以资源配置微观主体的产权确立、分化与制衡为配置前提,以增量制度创新与存量制度调整的双轨配置径为线索,以回归的学术力量、重构的力量与在建的市场力量三者配置制衡为治理结构;它的配置基础是以分散的个人与组织的多元利益最大化与补偿制衡机制为特征,其配置速度是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新制度重建速度为标识的。

  总结和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转型的基本趋势,必须先明确其历史方位,明确其所面对的新问题、新矛盾以及据此所采取的新举措。近十年来,我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更加强化了对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主导作用,突出表现在四项重大制度的推进上。

  第一,现代大学制度变革在近十年有重大突破。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新历史阶段的深化与突破,是积极回应全球经济突变、不同冲突嬗变的大国治理的提升与变革,也更符合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长期实践的理论概括与核心表达。在此期间,将公共治理服务能力作为转型的目标,同时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作为主导改革的中心工作。

  第二,探索建立后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转型成为共识。扩招作为精英化与大众化办学的分水岭,使原有精英高等教育体系不再适应大众化后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大众化”的质量问题使重新审视大众化办学体系摆上了议事日程。近十年来,教育系统积极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办学新体系,教育主管部门将高等教育学校的分类办学作为重塑大众化办学体系核心内容,提出了面向国家战略与服务地方的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结构,并采取多种方式引领地方院校转型,鼓励地方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学院转型为应用型学校。

  第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配置有重大突破。参与全球竞争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也是我国参与全球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战略抉择。一流大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竞争目标与资源配置的全球定位反映了该项目的国际化水平,失去国际化定位也就失去该项目的逻辑起点。同时,一流大学更加强调“中国站位”和“久久为功”。这不仅是众多大学面对国际化的基本态度,更是此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趋于开放成熟的制度抉择。

  第四,增强对高等教育质量配置方向与过程的全面干预。世界经济格局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剧烈变动,呈现“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特征,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也发生常态性萎缩,这要求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现有经济模式是跨越未来经济的障碍,适应现有经济模式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也会成为未来经济的障碍,其本质就是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前沿性、原创性、性技术并不是现有高校所必然能够供给的,未来经济所需人才供给也不是简单地增加投资就能解决的,而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更不是一般的学术抉择。这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需要继续转型的基本逻辑,全面主抓高等教育质量的全程,确立了我国是执政党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基本定位。

  十年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中力量的上升,既反映了面对全球治理危机的积极态度和改革决心,也反映出在管住存量“宏观方向”的同时,对“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分层质量管控、办学适应性和同质化等问题尚未找到更有效的治理手段。

  每一次制度选择本身的价值取向就是每一次深化改革的目的;而改革逻辑作为制度逻辑的动力基础,一定深含着符合历史趋势和制度演进趋势的内在规律,也一定是受制于不同阶段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制度安排作为历史遗产,既是选择与实践的结果,也是创新与约束的结果。因此,近十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基本特征也是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基本趋势。

  (1)依理高校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显著特征。近十年来,我国通过落实高校法人地位、建立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学校治理制度框架,将行政释权、放权、施权过渡到立法确权、依法赋权、依理的办学轨道,将法律确权与赋权的高校自主权依法嵌入大学治理制度中,形成一系列大学组织人力资本产权的学术本位合约治理关系,不断完善了现代大学治理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没有前三十年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从行政放权到法律赋权、从宏观依法到微观执法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就没有近十年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集成。虽然刚刚开始,但依理高校已成为普遍共识与制度实践。

  (2)不断成熟的市场力量成为影响与约束大学的选择。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与完善作为基本制度“土壤”不仅使供给高校资源配置的基本条件愈加成熟,还已经有所选择地影响着高校的内外部制度。市场主体对高校的需求和支持已形成除以外的多元合作与治理广阔平台。市场机制孕育的、竞争机制和经济主体不仅更进一步影响了对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决策选择,而且成为制约大学内部管理与教学科研政策选择的基本条件。而且研究发现,在力量的强干预中,大学学术生态反而有变异为学术管制过度而失衡、学术规则过泛而失效、学术过滥而失范的倾向。过度微观干预的结果既可能使学术组织学术本位而导致自治与自律的缺失,又可能使市场的负面力量在偷换概念之下脆弱的大学学术生态。

  (3)学术力量正在努力建构学术本位的治理。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也就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样,开放的半径决定资源配置的半径,也决定资源配置的战略与政策选择。大学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开放半径有多大,更取决于这一半径的制度供给能力,还取决于这一半径的抉择赋权主体。在大学学术决策上,抢先一步或步步抢先的战略抉择都需要更为开放的全球视野和开放的决策赋权。让大学在政策换挡期能够清晰把握方向并主动选择前沿学科,需要更为宽松地制度。全球资源配置对不同的大学来说有不同的学术窗口期,仅仅依赖的并替大学作出抉择是不够的,更需要教师与科研人员千百万次的科学直觉与学术探究,需要此起彼伏地选择与探索、创新与失败、竞争与合作,这是大学组织的本质特征。应该将大学学术方向的选择权真正赋权给每一位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分析发现,近十年的政策导向一直朝着这一方向缓慢前行。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一方面,大学在不断建构学术本位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高校学术力量在与和市场的较量中不断被边缘化或偏离轨道,但它依旧具有回到罗盘正确方位的力量。

  (4)中国国情决定了转型中大学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特色。我国执政党对逆全球化的判断是: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在这样的时局下如何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是执政党必须回应的课题。2016年中央召开的高校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了办好高校的“五个”,即党对高校的领导,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遵循教育规律、思想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改革创新。因此,立足国情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是此阶段最重要的制度选择。它明确了我国高校办学的基本定位、基本方向,即中国大学制度的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大学组织既遵循普遍的学术规律和规则,但不同的文化和国家制度也孕育了不同的大学制度,治理中看似不相融的矛盾之处,往往却有着厚重的历史逻辑。

  总体来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的演进是在外生性变量(社会经济制度)和内生性变量(高等教育内部制度安排)的交互作用进行的。外部制度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和生成的必要条件,内部制度安排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和生成的充分条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由改革初始传统计划配置模式向市场机制约束下的干预、市场配置及学术治理相制衡的方向过渡。制度变量和配置方式的转换过程决定了高等教育资源、结构、供求、质量、效益的本质变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持续动力与不可逆转的制度安排。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将逐步形成在中央大政方针指导下的分层、分散、分权、自治与制衡趋势。

  ①前期研究已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相关性,结论是显著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是20世纪末与21世纪头20年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最重要的宏观外部,其影响甚至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制度选择和安排,与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有紧密相关性。本研究基于对观测转型程度指数的分析,发现这三个制度变量的演进方向始终没有发生偏离,持续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程,对高等教育政策选择、资源配置格局、制度创新取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本研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康宁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出版)和《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研究》(康宁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出版)这两项研究基础上的持续性研究,三项研究的逻辑和径一脉相承,证明之前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是总体适用的。

  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创新既是渐进性的,也是由主导整个创新轨迹的。虽然制度创新大多萌芽在基层,但最后呈现为正式制度需要由来实现。这些制度文本、重大制度变迁案例以及反映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数据涵盖了现实改革的全部领域,构成了本研究观测制度转型和创新的基本素材,本研究据此建立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这既为了解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过程提供了一个真实、连续、显性的参照体系,也成了学术界与判断政策效果的整体性依据。

  ⑤22个二级指标按照三种力量来分类只能是相对的,要看其主要或本质上受制于哪种力量。其中,高校学生助学贷款制度虽运用了金融工具,有借力市场机制的成分,但其关键在于国家的政策性支持和制度保障,因此仍归为转型行为。自费来华留学生的占比虽涉及开放政策,但主要还是基于留学生自主意愿的,其本质上是受市场机制约束的。同理,出国自费留学也是一种市场行为。教学评估如果被视为对公立学校的监管措施,将评估标准设置为传统管理标准,这就成了变相指挥学校,改革也就是“新瓶装旧酒”;因此,从自主办学视角来看,教学评估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教学评估权应是学术本位的裁定权,应依法由学校自主选择第三方评估机构,形成市场、、学术三方制约机制。

  ⑥此现象尚需进一步分析,比如财政性与非财政性资金的比例均衡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不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制度安排。此外,本研究考察了让渡给高校的微观财务管理权,绝大部分已依法赋权了。

  ⑦这是从过去计划经济资源配置视角来看的,而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还会呈现新问题,还会不断创新资源配置制度。

  ⑧就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业内的理解,一般是指国家全包分配就业方式即以达到目标。考虑到就读期间的公平,本研究加入了助学贷款政策因素,使之能更好地描述转型期主动适应并干预市场的过程。因此,本指数达到1是以指标设计衡量后的结果,至于能否反映其他资源配置的转型过程,还要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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