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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思考

发布日期:2020-06-10 13:36   点击量:
 来源:fun88乐天堂

  摘要: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有赖于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要加强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制度、民族教育实践的“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研究。

  摘 要: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有赖于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当前有必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界限模糊、轻重不一、缺乏系统化研究和体系化研究的问题。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要加强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制度、民族教育实践的“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研究。为此,要把握民族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建构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政策和民族教育制度框架体系和解决新时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问题。要将民族教育理论个别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体系层面的研究,将民族教育实践的普遍研究聚焦为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将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般问题研究延伸到对未来的前瞻性研究。

  作者简介:孟立军(1953—),男,重庆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教育。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关于民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JZD048)的阶段性;

  今年是中华人民国成立70周年,而后年(2021年)则是中国成立100周年,也是习总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100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研究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建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问题,既是对近百年来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全过程进行归纳和总结的需要,也是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系统化和体系化发展的需要,又是新时代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需要。

  黄植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和教育平等;其实践方法主要有班克斯提出的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方法和斯里特总结出的五种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多元文化教育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虽然在受教育对象、教育手段的侧重点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及政策上有着较大差异,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对我国学生进行多元文化教育、重视女性教育和贫困家庭学生教育方面具有一定作用。[1]

  戴留喜、鲍晓艳认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能够给我国的民族教育提供重要。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民族教育要兼顾各民族文化,既要认同主流文化,又要继承和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同时还要学习和吸收其他一些民族的优秀文化。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必然选择,也是由民族教育的特点所决定的。[2]

  石梦认为,复杂性理论对我国民族教育研究有重要。我国的民族教育受历史特殊性、地域复杂性、文化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其研究过程和实践过程都显得愈加复杂和困难。复杂性理论了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存在的盲点,强调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两重逻辑原则”,试图克服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以整体和复杂的视角进行科学研究,对促进我国的民族教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5]

  列宁对民族理论和教育理论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民族和教育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对民族教育理论的主要贡献集中反映在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先进阶层实现全体居民参加管理。第二,培养本阶级的管理人员。第三,民族干部要运用灵活的智慧方法来制定适当的策略。第四,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第五,加强民族地区建设。列宁从不同的侧面对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民族教育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列宁的上述思想是民族教育理论的主要支点,是斯大林民族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起着民族教育理论的奠基作用。[7]

  斯大林对民族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民族教育问题是实行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第二,迅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第三,在民族地区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第四,发展民族地区的学校和民族教育机关。第五,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第六,根据民族地区需要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第七,民族教育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第八,加强民族学校的民族语言师资队伍建设。第九,培养民族干部工作要反对两种倾向。第十,历史教材要反映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此外,斯大林还阐述了要增加对民族教育经费投入的思想。斯大林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民族教育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教育理论的重大发展。[8]

  与苏联相比,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族及民族教育有其特殊性。中国民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过程,除遵循和继承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和原则外,还从中国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一条新道,创造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中国民族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体现了作为教育活动所具有的一般原则和发展规律,又植根于我国民族教育实践的土壤中,在中国民族教育的实践中得到创新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9]

  中国民族教育理论即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国民族教育理论就是研究源于中国领导下中国民族教育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起源与中国建党同步,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10][11]研究中国的民族教育理论,建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符合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跨过了早期的摸索阶段,逐步进入到了有目的性和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阶段。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也由过去并不那么受学者重视的研究领域一跃成为了一个更加令人关注的显性的研究领域。有关民族教育的概念界定更为清晰,研究重点也更为突出,并在学界逐渐达成了众多共识,这有利于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目前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看,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都比较多。使用“中国知网”输入与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发表含“民族教育”关键词的论文共计5740篇,其中含“民族教育理论”关键词的论文有97篇;含“民族教育政策”关键词的论文有437篇;含“民族教育制度”关键词的论文有12篇。在这之中,不少研究还被有关部门采纳或借鉴,一些重要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励,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持续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当前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存在着研究界限比较模糊的问题。有的学者更加专注于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有的学者将学术关注点聚焦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方面,还有的学者将民族教育理论与民族教育政策混同在一起做研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笔者按出版时间罗列出近年来民族教育理论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专著目录,从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

  民族教育理论和民族教育政策虽然都来源于民族教育实践,是中国民族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的产物。但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民族教育理论是理论层面的,是对民族教育实践高度概括和抽象的产物,是由多个概念集合而成的系统;而民族教育政策是操作层面的,它更多地依赖于民族教育的实践经验。因此,有必要对民族教育理论与民族教育政策加以区分并分别加以研究。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族教育理论与民族教育政策的整体研究水平。

  在分别梳理和分析民族教育理论和民族教育政策后还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研究民族教育理论的相对较少,而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相对较多。在上述所列关于民族教育研究专著中,以“民族教育理论”为研究内容的3部;以“民族教育政策”为研究内容的15部;以“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为内容的3部。在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状况,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有意识地解决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偏颇和重心不均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继续造成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问题。

  当前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有必要加强系统化研究。与民族教育理论相关联,民族教育实践、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制度都是进行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缺一不可的。有必要从四者关系依赖性和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加强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有的名为“系统”研究,而实为在研究中割裂上述四个部分或漏掉四个部分中的某些部分。这种研究上的缺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层次和水平的提高。

  尽管当前关于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实践、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制度的研究总体上比较多,但分析后可发现,无论是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乃至民族教育制度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有待形成体系化的问题。因此,体系化研究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有必要从着眼于建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民族教育政策体系和民族教育制度体系的角度出发,来进一步规范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

  新时代民族研究教育需要实现“四位一体”协同创新。民族教育理论来源于中国的民族教育实践,它是对中国民族教育实践的科学概括与总结。研究民族教育理论问题,必然不能绕开介于理论与实践的中间形态——民族教育政策,也必然不能绕开理论和政策产生发展的基础与条件——民族教育制度。要取得高水平的研究,这四个方面的研究缺一不可。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新思体现了理论与实践、政策与实践、制度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也体现了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制度和民族教育实践四个方面高度统一。

  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上文中论及的目前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四个问题。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民族教育理论和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以解决当前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界限模糊”的问题。第二,要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以期解决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目前存在着的“轻重不一”的问题。第三,要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定位在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实践、民族教育政策和民族教育制度四个主要方面,以实现在新时代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制度、民族教育实践“四位一体”协同创新,解决民族教育研究的“系统化”问题。第四,要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研究的体系化探索,力求构建民族教育理论框架体系、民族教育政策框架体系和民族教育制度框架体系,以实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体系化。

  从当前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现状看,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教育理论已经形成了框架体系,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述的角度和阐述内容上存在的差异。[35,36,37,38,39,40,41,42,43]因此,对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将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构建中国民族教育的理论框架体系,进一步完成民族教育理论的体系化过程,并在学界形成基本共识。二是对民族教育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问题进行集中探索,特别是对那些涉及民族教育基本问题的若干重大理论进行专题研究,以回应社会各方对民族教育的某些疑惑和质疑,促进民族教育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当前民族教育政策框架体系研究相对较多,也是民族教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44,45,46,47,48,49,50]如何使民族教育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因此,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与民族教育理论研究面临同样的任务:一是构建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的框架体系,进一步完成民族教育政策的体系化过程,并在学界形成基本共识。二是对中国民族教育政策在新时代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对民族教育的若干重大实践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以增强民族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推动民族教育实践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

  教育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体系;二是管理规则。中国领导的民族教育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发展,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机构体系及学校教育机构体系,[51][52]但管理规则的建设却相对滞后,表现为民族教育法规仍不够完善,存在着层级偏低的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颁布居于《中华人民国》和《中华人民国教育法》之下的统领民族教育法规规章的少数民族教育基本法,《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也迟迟未能公布。[53]因此,民族教育制度研究也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构建中国民族教育制度的框架体系,进一步完成民族教育制度的体系化过程,并在学界形成基本共识。二是研究新时代民族教育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备的问题。

  所谓协同,是指通过协调互动过程,使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共同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在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引用协同理论,主旨在于在新时代实现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制度、民族教育实践“四位一体”协同创新。事实上,对中国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只从单方面研究是不够的,这样研究也难以深入。比如,民族教育法规不完善、层级偏低的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民族教育理论的发展、民族教育政策的决策和民族教育实践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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